劈波斩浪 航海天文钟的传奇史话

[时间严选 钟表文化] 倘若没有精准计时仪器，海洋可能至今仍是未经探索的广阔水域。

那么，制表和航海又是如何邂逅相逢的呢？“的人，你将永把大海爱恋！”——这行出自夏尔·波德莱尔《人与海》中的诗句对于钟表学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没有精准测量时间的方法，航海家永远不可能开辟出远离海盗聚集地和危险海岸线的全新航线。

从18世纪中叶起，航海天文钟和甲板表促进了“新”大陆和太平洋岛屿文明的发现，使科学家能够将最后的土地增添到世界版图上。

1707年，一支英国舰队在锡利群岛遭遇海难，四艘船只沉没，近两千名船员丧生。

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经度法案”，设立了2万英镑的奖金，征求切实可用的船只海上定位方法。随后各种主张层出不穷，但一种比一种奢华浮夸，以至于最杰出的头脑都开始怀疑除了天文仪器外，是否还有其他实现形式。

复刻雅典航海天文钟，1939年

不列颠万岁

天文学是一门备受尊敬的科学，钟表匠们，包括乔治·格拉汉姆 ，相信“经度问题”的答案需从满天繁星中找寻，并借助复杂的表和算盘进行必要的计算。出乎意料地，一个没有经过正规制表教育的木工匠约翰·哈里森颠覆了既有理论。1730年代初，约翰·哈里森打造出H1航海钟，证明了精准计时是海上定位的有效方式。

约翰·哈里森制作的航海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同时也反映出彼时钟表制造的不足，即只能手工打造，一次一座。1769年，另一位制表师拉克姆·肯德尔模仿H4制作出K1；1772年，后者随库克船长进行了第二次航海探索。然而，约翰·哈里森的航海钟复杂而耗时，想要为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都配备精准时计，只能寄希望于远见卓识的制表师研发出更易的机制和更适于大规模生产的擒纵机构，且其走时精度不能低于天文台规范钟。

Arnold Frodsham怀表

缓缓起步

英国的约翰·阿诺德和托马斯·恩萧、巴黎的勒罗伊兄弟朱利安和皮埃尔、以及瑞士的费迪南德·伯特胡德都致力于研发精准可靠的计时仪器。受到经度委员会和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的鼓励，英国计时器的生产开始朝着小型规模化发展。即便如此，至20世纪初，许多沿着海岸线航行甚至远涉公海的船只仍未配备可靠计时仪器，大多还是利用航海历和月距，依赖日常观测，对海上位置进行合理推断。

军船和商船上的一些官员随身携带时计，借助六分仪和数学计算进行对比测量。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对原材料和远洋船舶的需求，这促使船东为船舶配备可靠计时仪器，以便船长在海上准确定位，为运输的贵重货物增添额外保障。

汉米尔顿航海天文钟限量版

工业时代

在远程天气预报和卫星导航问世之前，船长们通常携带经过反复测试的航海天文钟远行。从19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船舶漂洋过海，将茶叶、棉花、贵金属和香料带到新市场，对于航海天文钟的市场需求超过了实际供应。船东愿意为精准时计慷慨解囊，以保证投资安全抵岸，许多制表师也都乐于满足这一需求。瑞士力洛克制表师Ulysse Nardin就是其中之一，很快他就以较低的价格对英国同行发起挑战。1850年代，数十名英国航海天文钟制表师中，托马斯·莫瑟的创作在质量方面享有盛名。

虽然仍被视为行业典范，但并非所有的创作都出自个人之手；工业也有发言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造商汉米尔顿向军方供应了大量的航海天文钟。来自格拉苏蒂镇的Wempe、Viking、Gub和Cordes供应德国海军；L.Leroy、复刻宝玑、积家、Dodane和Auricoste供应法国海军；Dent、Thomas Mercer和Arnold & Frodsham则供应英国海军。真力时和复刻欧米茄等品牌也向盟军提供了精密计时仪器，复刻雅典表的经典设计被苏联制表师巧妙仿制，据说只有专家才能分辨出瑞士机芯和原苏联机芯的区别。

Leroy Observatoire Chronometer腕表

传统永存

造价更实惠、计时更精准、更符合海军规格，1950年代出现的机电设备，标志着传统航海天文钟制造结束的开始，尽管市场上仍有不少优质产品。随后，无线电测向的问世又给予传统航海计时定位仪器致命一击。尽管如此，水手们仍然携带航海天文钟和六分仪出海，这些仪器精心保存，历经数十年而价值不减。

事实上，真正的海员都知道，一旦船舶的惯性导航系统，借助航海天文钟和六分仪能够标注出海洋的任何地点。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一家专业制造商推出采用芝麻链系统和棘爪擒纵机构的航海天文钟。航海爱好者如果渴望重温前辈体验，就必须转向前苏联的产品，它们相对易于入手且保养状况良好；或者搜寻1850年代至1960年代初的军事仪器，但这些大多年久失修，不再适于航海应用。最后，倘若面临全球冲突，自身没有定位系统的海军部队还是要求助过去的仪器，这就重新回到供不应求的问题。幸运或不幸的是，如今任何石英腕表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