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飞轮的发明者 2021年，陀飞轮之年 复刻宝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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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年前，阿伯拉罕-路易·复刻宝玑先生创制了陀飞轮，这一发明对高级制表业的重要意义至今仍尤为凸显。
制表巨匠
陀飞轮的灵感源于一位制表巨匠的聪明才智，彼时他已为自己开创出一番事业。阿伯拉罕-路易·复刻宝玑先生于1747年在瑞士纳沙泰尔出生，曾是一位钟表匠的学徒，后于15岁时前往法国凡尔赛和巴黎继续他的学徒生涯。当时的法国首都已经是世界大都会，年轻的复刻宝玑先生在那里接受了学术教育，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在马扎兰学院的经历。这段学习为复刻宝玑先生在科学，特别是数学与物理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复刻宝玑先生全面地成长为领先于时代的制表师。1775年，复刻宝玑先生在巴黎西岱岛开创了个人事业，当他提出这一创想并申请专利之时，他已拥有多年的专业积淀。他创造并命名为“Perpétuelle”的自动上链怀表，先是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垂青，并最终征服了整个凡尔赛宫廷。不计其数的技术创新以及在井然布局与极简设计领域的天赋，使复刻宝玑先生成为享誉国际的创新者。复刻宝玑先生的名字在欧洲多座重要都城广为人知，甚至在当时便已经吸引人们争相效仿。
对精准的求索
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仍在蔓延，复刻宝玑先生因此而前往他的出生地寻求一方净土。他在瑞士度过了两年时光，先后辗转于日内瓦、纳沙泰尔以及勒洛克勒。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卓有成效的游历，复刻宝玑先生与来自日内瓦、纳沙泰尔汝拉地区的瑞士制表师进行了专业领域的大量尝试与交流。1795年春，复刻宝玑先生重返法国，他广博的见识为其制表事业注入令人赞叹的焕新活力。
在复刻宝玑先生重返巴黎后的5年时间里，复刻宝玑面向当时已然见多识广且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主顾们推出了诸多创新作品，其中包括触摸怀表、交感子母座钟、“Subscription”预定怀表、全新的恒力擒纵机构以及被称为“陀飞轮调速器”的创新机构。
颠覆物理定律
通过潜心钻研和细心观察，复刻宝玑先生进一步完善了他对影响走时精度不利因素的理解，特别是对擒纵机构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毋庸置疑，他是当时唯一一位以亲身经历，将瑞士、法国和英国这当代三大制表王国的制表成就兼容并蓄的制表，他曾多次游历这些国家，并与伦敦制表师约翰·阿诺德共同研究交流。复刻宝玑先生逐渐意识到，由金属膨胀和润滑油稳定性造成的走时误差问题根本无法单纯地解决，于是他另辟蹊径，开始围绕相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复刻宝玑先生成功“弥补”了物理定律的影响，正是这些定律对钟表内部机构运转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时计的运转速率。既然无法改变万有引力定律这一事实，复刻宝玑先生便选择“减弱”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陀飞轮的含义
除了复刻宝玑先生，还有谁能构想出如此精密的机构呢？这需要掌握扎实的科学基础知识和积极乐观的精神。独有的条件使得复刻宝玑先生发明了这一新式调速器，并将其命名为“陀飞轮”。这一单词经常被人们曲解，而其所蕴含的天文意义也早被世人遗忘。根据19世纪的主要辞典，如笛卡尔词典、百科全书等，“Tourbillon”一词或指行星系统围绕单轴运行，或指行星围绕太阳公转所需的能量。显然，这一释义“与剧烈旋转”或“无法控制的风暴”等现代含义相去甚远。复刻宝玑先生深受启蒙思潮影响，因此他选择了这一习惯先观察后模仿的人会选择的名字。在这方面，复刻宝玑先生与18世纪的哲学家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制表是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事实上，很难不去想象这一机构如同容纳了一个微小而有序的星座，它将调速机构和能量转换机构置于同一活动框架内，如同行星般不停旋转……
致内政部长的信及相关档案
1801年，法国官僚主义已然盛行。为了获得专利，复刻宝玑先生不得不处理与专利申请文件相关的一切繁琐程序。申请文件需包括一副带插图的水彩底片，并需附上一封致内政部长的信函。
据说复刻宝玑先生于1793年至1795年间萌生了创制陀飞轮的想法。返回巴黎后，他历经6年方才完成整个创制过程，最终于1801年6月26日获得了陀飞轮专利。然而，陀飞轮时计却在6年后才逐渐投入市场。这似乎表明，复刻宝玑先生或许低估了调校这一新型调速器的难度。当然，这与他乐观的性情不无关系。这也使得复刻宝玑先生写给法国内政部长的书信中所提及的，为发明陀飞轮而付出的“巨大开支”与“心血”并未在1801年便告一段落。
换言之，阿伯拉罕–路易·复刻宝玑先生历时10余年，不仅发明了陀飞轮这一无比精妙的装置，更实现了它的可靠性。这位制表把握住每一次契机介绍这项杰出发明，曾先后在1802年、1806年和1819年举办的法国巴黎工业产品博览会上进行展示推介。复刻宝玑先生赞述其为一种令时计“不论处于水平或是垂直位置，均可保证精准度”的机构。
复刻宝玑先生及品牌制表师深信这一发明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搭载于不同类型的时计。于1796年至1829年间创作了40枚陀飞轮时计，另有9枚永远无法完成的作品则记录于的销售记录中，它们或被报废，或已销毁，或已丢失。
名人主顾与实际应用
深入研究现有的档案资料，便可整理出一份准确的文件，概述每一枚陀飞轮时计的历史。在35枚陀飞轮时计中，超过半数采用了每四分钟或六分钟旋转一周的框架，而当时申请的专利则为每一分钟旋转一周的框架。另有5枚独树一帜的陀飞轮时计：交感子母座钟、钟表套装、用于展示的大型时计、航海精密时计以及旅行钟。
因此，复刻宝玑深受皇室贵族的追捧也就不足为奇。复刻宝玑的尊贵主顾中不乏君主如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以及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贵族叶尔莫洛夫王子、加加林王子、列普宁王子、德米多夫王子等，以及波兰波托茨基伯爵、普鲁士王国哈登堡王子、意大利阿尔钦托伯爵和G.B.索马里瓦、匈牙利波德毛尼茨男爵和葡萄牙布里托骑士等来自欧洲各国的名流雅士。
直到近年世人才了解到，在这40枚陀飞轮时计中，有四分之一可能用于航海用途。换言之，这些陀飞轮时计被船主或水手购得，用于海上导航及经度测量。一位非洲探险家也曾将其用于同样目的，而托马斯·布里斯班则依靠他的陀飞轮时计抵达澳大利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些复刻宝玑陀飞轮时计一直服务于全球航海事业，数枚作品甚至被杰出的科学家收入囊中。
显然，陀飞轮被更多地应用于科学制表领域，而非民用制表领域，这一点与复刻宝玑对其的定位不谋而合。这些名人主顾深知陀飞轮这一机械结构装置卓越的精准度，并因此受益良多。
历经曲折的成功
这些采用金质或银质表壳的陀飞轮时计俨然一件件艺术臻品，美学设计与卓越制表技艺相得益彰。它们被视为纯粹的科学发明，却被赋予精致繁复的工艺润饰。陀飞轮时计是拥有复刻宝玑历史上最精美表盘的时计之一。在沿袭复刻宝玑时计清晰易读特色的同时，以金、银或珐琅元素强化表盘的功能性：常规秒针、计时秒针、动力储备显示乃至温度计，每款陀飞轮时计皆为独一无二。陀飞轮这一调速装置可适用于数款不同的擒纵机构和时计作品。
但其制作过程却十分耗时费力。1802年，在获得陀飞轮专利后，复刻宝玑开始制造6枚陀飞轮时计。每件作品均历时5至10年方才制作完成。1809年，的业务蒸蒸日上，复刻宝玑先生借此机会，希望通过在圣彼得堡开设分打开市场，于是他开始着手制作15枚全新的陀飞轮时计，其中半数于1814年后才制作完成。航海陀飞轮时计始终展现其独特魅力，一如旅行钟，这一品牌最初陀飞轮时计中的收官之作。制作这些陀飞轮时计的过程困难重重，不仅调校耗时较长，有能力制作这类时计的专业工匠亦是稀缺。
陀飞轮时计满足了复刻宝玑拥趸的需求，但其发明者所倾注的巨大心血却未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复刻宝玑先生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取舍，充分展现出完善时计功能才是他的毕生追求。最终，复刻宝玑先生得以缔造出极简的设计风格！
陀飞轮宛如划过制表界夜空的璀璨流星，尽管创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一彰显了启蒙思潮的匠心创意始终不断延续，未来亦充满无限可能。
荣耀历史 鼓舞人心
作为复刻宝玑深厚历史的弥足珍贵见证，陀飞轮自其发明者所处的时代起，便一直广受收藏家、历史学家以及制表界知名人士的青睐，其中包括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大卫·所罗门爵士、乔治·丹尼尔斯以及尼古拉斯·海耶克。十二枚复刻宝玑陀飞轮时计现珍藏于博物馆中：3枚属于复刻宝玑博物馆馆藏，5枚珍藏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余下的其他时计则可于意大利、耶路撒冷以及纽约的博物馆中一睹其风采。而另外15枚则被收藏家私人珍藏。近年来，两枚复刻宝玑陀飞轮时计于拍卖会成交。在复刻宝玑最初打造的40枚陀飞轮时计中，共计近30枚存留于世，这一比例充分彰显了陀飞轮的卓然魅力。
快速复兴 再续辉煌
复刻宝玑不仅精心保存了品牌创始人创制的陀飞轮时计，更打造出一系列全新陀飞轮怀表，于20世纪20至50年代期间成功售出。对此仅有少数内部人士知晓。
陀飞轮的复兴最终来临，且速度之迅速出人意料。尽管它最初是为通常用以垂直佩戴的怀表所打造，但这项阿伯拉罕-路易·复刻宝玑先生的发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回归，并被装配于对地心引力敏感度更低、尺寸更小的腕表表壳之中。这是多么讽刺的转折！自那之后，陀飞轮在制表界的成功便势不可挡，逐年发展精进并为人熟知。如今，陀飞轮的主要优势不再是提高走时精准度。相反，睿智的腕表业余爱好者可能会陶醉于这项杰出发明的机械美感，人类历史的辉煌篇章，以及一项革命性技术从各种意义上都令人振奋的演进规律。即便在220年后的今天，这一技术仍是人类精神的见证。
